- 2011中国网络舆情报告：中国网络舆情的新特征
- 与2009年相比，2010年至2011年第一季度的网络舆情呈现紧张之势。按照以往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回复期看，社会现实的一些问题容易凸显，这些事件经网络传播之后就会形成大规模的网络舆情事件。《2010-2011中国网络舆情报告》对所选取的近百个网络舆情事件研究发现，网络舆情呈现出一些新特征。
其一，微博成为网络舆情的新型载体。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后，正是网民在微博上迅速发出小心，才使公众了解到这一灾情，迅速展开了对灾区的救援行动；上海大火发生后，网民通过微博转发信息，寄托哀思，在火灾“头七”自发到静安区火灾现场致哀献花，上演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十万人的自发悼念活动；江西宜黄发生拆迁自焚
事件，自焚者子女通过微博向网友披露遭受的种种不公对待，迅速引发出网民转载，引爆网络舆论。微博在这一连串的事件中都发挥了信息发布平台的作用，成为舆论酝酿与发酵的重要平台。
其二，基层矛盾仍然凸显。在《2010-2011中国网络舆情报告》选取的2010年近百个网络舆情事件中，官民矛盾事件占相当一部分，尤其是基层的官民矛盾更引人关注。其中，最引人关注的是拆迁引起的官民冲突事件，如江苏盐城拆迁户自焚事件、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。浙江上访村长钱云会之死事件则体现了警民关系的紧张。在接受采访时，《舆情报告》主编杜骏飞教授认为，诸多此类事件等与现实政治中难以化解的社会冲突紧密相关，在网络时代，很多政府官员忽视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：一切形象力的背后都是行政力。杜骏飞指出：虚拟社会的问题必须回到现实社会中才能彻底解决。
其三，网民娱乐心态折射无力感。2010年出现了许多网络造句比赛，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场无聊的狂欢，但是其背后却隐藏网民的无力感。河北大学校园发生撞人事件，肇事者竟声称“我爸是李刚”，十分嚣张，此事迅速引发网民关注，许多论坛开设了“我爸是李刚”造句大赛，网民以一种调侃与娱乐的态度对此事进行戏评，这中调侃的背后其实更深层次的折射了民众面对权力的无力感，只能以这种“嘲笑”的话语表达方式呈现出来。
其四，中部地区的事件受关注度提高。2010年中部地区发生的事件受到比以往更大的关注，引发的舆论甚至是全国性的。在《2010-2011中国网络舆情报告》所选取的近百个网络舆情事件中，湖北、湖南、山西、河南就有18个，其中不少都引发了全国性的关注，如山西王家岭矿难、山西疫苗问题、河南赵作海案等。随着中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，社会公众的网络利用意识日渐提高，在一些事件发生后，容易迅速形成舆论大潮。
其五，网络问政成为大趋势。政府对网络民意越来越重视，网络发言人制度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推广。江苏南京市委宣传部在“中国南京网”开设了“网络发言人论坛”；继云南省政府新闻办、湖南桃源县政府率先开设政府微博之后，各地政府、公安纷纷开设微博。网络问政开辟官民良性互动的全新平台。尤其在突发事件中，地方政府面对事件时开始重视积极利用网络空间，发布信息、澄清事实。政府不仅通过网络“问政”，而且也打开了网络“执政”的新思路。在记者采访中，《舆情报告》主编杜骏飞教授认为，网络问政成为趋势是好事，但要谨防将网络问政视为行政仪式、政治时尚、技术炫耀，应该把网络问政的内容及成效放在第一位来考察。
其六，层出不穷的新型网络突发事件凸显政府新闻发言人能力不足。《舆情报告》主编杜骏飞教授认为，目前我国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内容、制度流程、岗位设置偏行政化，由此已经带来了一系列问题。一方面，新闻发言人对常规政府信息发布式的发布会尚能有效应对，而应对突发事件经验不足，而突发事件才最考验新闻发言人自身的修养和技能，考验其政治、社会、新闻方面的综合能力。另一方面，新闻发言人权衡问题时，从政府、行政代理方角度考虑的过多，尚未做到以公众为本、站在协商的视角来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对话。
其七,网络舆情事件的起点是现实世界中热点话题的提出，热点事件的发生，或者是网络上煽动性话题的出现；终点则是议题或者网络舆论的异化，性质向恶性或偏激方向发展。网络舆情事件爆发期的起点是网络舆论的恶化，终点则是意见群体的形成。 基于网络环境的特殊性，政府对网络的监督工作不可能做到事无巨细。政府部门需要实时的跟踪事件的发展，事件发展到了哪个时期，并及时预警，在这个时期，政府部门需要积极的应对、引导，以防处理不善，引起恶性事件的产生或扩大。
此外，《2010-2011中国网络舆情报告》还提出了网络舆情其他的一些新特征，如：社会公信力经受考验，商业伦理继续加强，传统媒体更加关注网络，突发事件考验政府应对危机能力，中国消费者维权意识增强等。